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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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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这是一本日记，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。

    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，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、战壕密布、盗匪出没。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、一公里地碾过去，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，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刁饰故事：这里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设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；那里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；再往前，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… …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、写作《 文化苦旅》 和《 山居笔记》 的时候，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，但与这次相比，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。而这次，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．七蠕动，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。．不仅仅是荒原。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、幢撞黑影、闪闪目光。硬说自己没有恐嗅，是不真实的，但我的恐俱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，震凉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。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？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，多数也是大而化之、语焉不详。其实，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，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，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。不必怀疑的是结果，衰草瓦砾，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。

   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，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。

   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：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，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，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？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哪些代价是正面的，哪些代价是负面的？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？

    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，过多少时间，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咚整部日记，都贯穿着这种疑问。

   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‘篇日记，不太容易。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，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。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，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，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，倒头便睡，但伙伴们人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，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。我不会抽烟，要提神只能靠喝茶，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，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，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，讨来后就倒给我。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，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，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，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戈汉生吃了。

   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，我只能趴在车上写，蹲在路边写，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。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，接收者看不清，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。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，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，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，赶快停车换下，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，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。我怎么能够说得清，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，居然是什么“日记，在穿越伊朗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，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，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：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，匪徒们纷纷去抢，却不知是什么。

    为此，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，愿意小心冀冀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，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，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。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，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，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；也有点像中国书法，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，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酉描。根根攀攀、泥污水渍都留着，图个真切。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。没有资料可供查证，没有时间琢磨文句，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，比较彻底地阻断了“做学问”或“做文章”的任何企图。我早? 期的散文还有一点“做”的痕迹，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，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。与笔端相比，我更看重脚步；与文章相比，我更关注生命；与精细相比，我更倾晴糙析。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析的，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，我如何又引导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？时间越长，越庆幸自己的选择。支持我选择的，是广大沉默的读者，因此只管安心走路，神清气爽。

    这篇自序，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，时在黄河壶口，隔窗俯视，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，无风无雪，无声无息，却严寒彻骨，吐气呵手，方可执笔。离“千禧之旅”结束还有五天。

    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― 二月一日晨写，二千零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再版时有删节。

    选择荒凉

    明天先从香港飞希腊。这是考察的第一个重点，将会停留较长时间，然后越过地中海去埃．及。从埃及开始，整个旅程将在吉普车上完成。

    大致路线是：沿尼罗河南下到卢克索，再穿过阿拉伯沙漠北上到苏伊士运河，过河后进人西奈沙淇。到了西奈沙漠的尽头，就要叩击疑云重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门了，如能叩开，则要仔细考察，尤其是对耶路撒冷，然后，沿约旦河到戈兰高地，进约旦，稍作休整，以后便进人举世注目的危险地区。

    想进伊拉克很难，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，但一定要闯进去，因为那里有完全无法省略的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和巴比伦。如能成行，那就得寸进尺，穿越两伊战争的战壕去伊朗，伊朗的重要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严格形态，更在于还埋藏着湮灭已久的波斯文明。如果“走通两伊”之梦能圆，接下来就必须面对至今还在进行着激烈核竞赛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了，这绕不开，因为在古代，儿大异域文明巾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印度河一一恒河文明。考察印度结束后，应该进人尼泊尔，那] l 还有不少佛教文化的重要遗留。

    从尼泊尔往北，在喜马拉雅山脚下，开始国内旅程。如果这样一个计划能够一步步实现，那么，我们的车轮将要滚过整整十个国家的腹地。据目前了解的情况，除开头的希腊外，其他九个国家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行路安全间题。大量的地段不在吻付的有效控制之内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、反政府武装、贩毒集团和多种土匪比比皆是。我们无法避开这些地段，因为它们如此辽阔地横亘在必经之路上，而一切恐怖力量又都不会放过必经之路。只有坐飞书让或火车才会躲过．这些危险，但这违背了我们这次文化考察的主旨。飞机二火车大多停靠在现代都市，现代都市是现代文明的交点，却未必是古代文明的穴位。占代文明的经络已被掩埋，与现代的交通线路很难重叠。

    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考察目标，那么也就是选择了荒凉，只能竭尽全力把难于通达的地域一一走通。早年在故乡山番里游玩，常常看着那些荒坟发怔，尤其是那些占地很宽、气势宏伟的荒坟，居然也蔓草覆盖，路断石坍，不能不猜想墓主的家族承传已经中断。我们这次是去寻找几宗更大的荒坟，同样，也会以通达的险夷来判断它们与后代的关系，以及后代的兴衰。

    由此看来，通达方式本身，也是我们的考察内容，因此岂能害怕艰险。

    那么，为什么偏偏要选在世纪之交去寻访这一系列人类文明故地呢？

    这次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。在即将跨越这道千年山梁时，不能不回头看看以前的那几道千年山梁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发现满世界的热闹其实都发牛在脚底下最近的山谷里，美国、澳大利亚这些特别年轻的地方姑且不论，即使是铜锈斑驳的欧洲，一个个国家数过去，绝大多数话题也只在千年之内。因此，眺望第一道千年山梁已是人迹寥落，更不待洗第二、第三道了。

    当年我们的祖先身边应该有一些陌路人吧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们的脚印消失在何处？他们的身影飘逝于何时？也许，他们还有行李寄放在哪个山洞里？

    这就必须去远山，地理的远山和时间的远山。

    这个考察计划不是我想出来的，真正的实施者是香港风凰卫星电视台，他们把这个计划称之为“千禧之旅”, 我是他们特邀的嘉宾。一个月前，一九九九年夕明二十八日，我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决赛作点评，被到处都在找我的风凰卫视发现了下落，台长王纪言先生从机场直接来到我下榻的宾馆，三言两语把钊钱浏访拼导清清楚楚。我开始有点犹豫，因为匆忙间无法推掉四个月的工作，但最后还是点头了。于是先回上海安排好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课程，然后立即飞到美国旧金山，硅谷地区有不少华人工程师读我的书，多次邀请去谈谈中华文化的世纪命运，我原先答应的时间与这次旅行重叠了，只能提前。

    至于凤凰卫视为什么选择我，尽管他们说了很多让我汗颜的理由，但最让我高兴的理由是这一条：他们经过多年观察，信任我在面对危难时的身心承受能力。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，深圳

    哀希腊

    昨夜十时二十分香港起飞，中停曼谷，然后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。在迪拜停留四个多小时后换飞机向雅典出发。飞机追着夜色走，只怕被黎明赶上．于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，等到不想飞了，一停，黎明和雅典一起来到。

    雅典机场显得过于狭小和陈旧，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。也许我们没有权利取笑它，它辉煌在两千五百年前，而到飞机出现的年代，早已退出争夺辉煌的竟赛。出了机场仍然不习惯，无法把眼前的一切与希腊联系起来。我从前游历欧洲总是把希腊让开，只从罗马看起，因为希腊这个开头对我太神圣，不想轻易踏人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，倒没有仔细想过，但肯定不应该像眼前那样平凡得略觉寒伦。

    得重新找一个开头，一把抓住希腊文明的魂魄，让整个旅程快速地昂起头来。于是当机立断，不急着找旅馆，立即赶到海边。只有大海，才是希腊文明的摇篮，而且历久不变。我们以前从书本中约略知道，希腊海边最美的地方叫苏尼翁（物union ）海呷，那里有一个波塞东海神殿( nao , po , eidono , ) ，于是翻开地图找去。

    看到了爱琴海。水色景象与法国、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近似，浩大而不威严，温和而不柔媚，在海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，立即凉意爽然。但相比之下，这里少了很多别墅和白帆，房屋也有一些，都比较简朴，静静地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。

    一个立着很多洁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现在海边。白色石柱被岩石一比，被大海一衬，显得那么精雅轻盈，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。

    在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，孔子、老子、释逝牟尼j 乙乎同时在东方思考，而这里的海边则徘徊着埃斯库罗斯、索福克勒斯、苏格拉底、希罗多德和柏拉图。公元前五世纪的世界在整体上还十分荒昧，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灿烂于一时，却使后世人类．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。石柱群盗立在一个高台上，周围拦着绳子，远处有警卫，防止人们越绳而人。我与许戈辉小姐在拦绳外转着圈子抬头仰望，耳边飘来一位导游的片言只语：“石柱上刻有很多人的名字。包括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… … ”“拜伦！”我立即脱口而出。拜伦酷爱希腊文明，不仅到这里游历，而且还在希腊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参加过志愿队。我告梦就午戈辉，拜伦在长诗《 唐磺》 中有一节写一位希腊行吟诗人自弹自唱，悲叹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明而终于败落，十分动人，我还能记得其中一段的大致意思：

    祖国啊，此刻你在哪里？你美妙的诗情，怎么全然归于无声？你高贵的琴扮，怎么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手中？

    拜伦的祖国不是希腊，但他愿意把希腊看成自己的文化祖国，因此自己也就成了接过希腊琴弦的流浪者。这样一位拜伦，一定会到如此壮观的海神殿来参拜，并郑重留下自己的名字。猜测引发了好奇，我和戈辉都想偷偷地越过拦绳去寻找，一再回头，只见警卫已对我们两人虎视耽耽。同来的伙伴右1 看出了我们两人的意图，不知用什么花招引开了警卫，然后一挥手，我和戈辉就钻进去了。石柱很多，会是哪一柱？我灵机一动，心想如果拜伦刻了名，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，因此只需找那个刻名最密的石柱。这很容易，一眼就可辨别，刻得最密的是右边第二柱，但这一柱卜卜下下全是名字，拜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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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伦会在哪里？我虽然只见过他的半身胸像却猜测他的身材应该硕长，因此抬头在高处找，找了两遍没找到，刚移目光，猛然看见稍低处正是他的刻名被密密层层地包围着。

    刻得那么低，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。必须把自己的名字签写在希腊文明的肌肤匕，即使是遗迹，也必须低头刻写，如对神明。

    由拜伦的刻名，我想起了苏曼殊。这位诗僧把拜伦哎唐磺》 中写希腊行吟诗人的那一节，翻译成为中国旧体诗，取名《 哀希腊》 ，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。翻译的时间好像是一九o 九年，离今年正好九十年，翻译的地点是日本东京章太炎先生的寓所，章太炎曾为译诗润饰，另～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动过笔。苏曼殊借着拜伦的声音哀悼中华文明，有些译句已充满激愤，如“我为希腊羞，我为希腊哭”。

    苏曼殊、章太炎他们都没有来过希腊，但在本世纪初，他们已知道，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具有历史的可比性。这在中国是一种超越前人的眼光。我们在世纪末来到这里，只是他们眼光的一种延续。所不同的是，我们今天已不会像拜伦、苏曼殊那样痛心疾首。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，以狭隘的国家观念来呼唤，反而降低了它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来希腊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大海，找到了神殿，找到了公元前五世纪，找到了拜伦，并由此而引出了苏曼殊和中国，已经足够。开了这个头，可以回城找旅馆了。

   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，希腊稚典．夜宿herod 犯n 旅馆

    荷马的迈锡尼

    希腊是西方很多学间的源头。在雅典住下后我一再打量四周，心想世间有多少高头讲章和书斋玄谈，都是凭借着这儿取得权威性的，而这）l 的一切却朴实无华，没有装腔作势的模样。

    这里的路人并不要求我们都去披上柏拉图式的麻片，这里的学者并不要求我们按照希罗多德（herodotu 。）的《 历史》 来叙述世事，这里的青年并不端着架子好像是天生的什么后裔。

    回想希腊当初，几乎所有的学问家都风尘仆仆。他们行路，他们发现，他们思索，他1 门校正，这才构成生龙活虎的希腊文明。希罗多德从三十岁开始就长距离漫游，东到巴比伦，西到西西里，南到卢克索，北到黑海边，又长期参与雅典城邦的各种文化活动，这才有后来的《 历史》 ，更引起我兴趣的是哲学家德漠克利特（dolltu 。山u 、）, 他一生所走的路线与我们这次考察基本重合。从希腊出发，到埃及、巴比伦、波斯、印度。他漫游的资金，是父亲留下来的遗产。等他回到希腊，父亲的遗产也基本耗尽，当时他所在的城邦对于子女挥霍父辈遗产是要问罪的，据说他在法庭上以自己刚刚完成的学术著作《 大世界》 为自己辩护，终于说月及法官，免于处罚。

    德漠克利特在法庭，上论述旅行考察与自己学术建树的关系，一定很精彩，可惜无缘读到，但我们却记下了他这样一段话：

    在我同辈人当中，我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，我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；我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；我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；匀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没有人超过了我，枕是埃及的所谓丈量土地员也未能超过我。

    这位哲学家的自述，其实也描述了每个文化兴盛期的学者群像。我经常想，这些学者如果知道几千年后将有一些自称“做学间”的人躲避浩阔的生命历险，一头钻在细微如针尖麦芒的字里行间颠来倒去，不知作何感叹。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，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就不是图书馆、研究所、大学、博物馆，而是文明遗址的实地，因此经常要离开城市去野外。